东北战场
　　抗日战争之缘起乃为丧失东北，誓志规复国土，戡乱战争东北战场之失败，就客观环境而言，首为无耻之雅尔达密约。当日本军阀已准备无条件投降之前夕，俄共兵未血刃进入我东北，林彪匪军在俄军俄共掩护下，亦星夜出关进入东北，继则俄共将接收日本关东军百万人之装备，无条件装备匪军，及在俄共卵翼下蔓延成长壮大；次为美国之调处，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将林彪匪军残部压迫松花江畔哈尔滨附近，本可一鼓就擒，且匪军初进入东北，毫无民众基础及地下秘密组织，彻底歼灭匪军即可连根拔，无奈因政略关系，屈就美国调处，於六月七日下达第二次停战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将到达哈尔滨附近之先头部队後撤，使林匪於死里复生，此残炽星星之火，未久乃酿成燎原之势。

　　就主观条件而言，戡乱战争开始，采全面战略攻势，并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兵力不仅逐渐拉薄，且逐渐被城镇和土地吸收；而较此更坏者，不仅未动员即先用兵，且一面用兵一面裁军，而共匪则无限制裹胁民众，及无限制扩军，故戡乱战争至民国三十五年冬即到达攻势极限(顶点)，被迫於民国三十六年开始，调整全盘战略方针「东北战场采战略守势，彻底集中兵力，於关内采战略重点攻势(置重无於华东战场之鲁中及西北战场之陕北)」；最严重之错误，乃为当更北战场「采战略守势」时，因辽东半岛作战之小胜，贪图目前战术上之小利，忘记远大之战略目标，三令五申集结东北战场仅存之战略预备兵力，罔顾恶劣天候及严冬，面对长白山区之恶劣地形，对临江、抚松先後发动四次战略攻势，并到处抽调兵力向此增援，於最後攻势宣告挫败，亦即东北战场兵力枯竭之时，林匪乃乘势反攻，我毫无反击之余力。四平保卫战及增援解围战斗於东北战场除放弃辽东半岛及到处竭泽而渔抽调兵力向此增援外，并由华北战场抽调第五十三军向此增援，最後难勉强将林彪匪军击破，确保四平。
　　於战争或作战中所最忌者乃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此际东北战场已至「三而竭」之危境，但我确对「四平保卫战及增援解围战斗」之胜利评估极高，乘战胜之余威，欲扭转东北战场战局，於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首先调整东北战场之指挥机构及人事，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其权职并於东北行辕之内，以收军政统一指挥之效，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去职，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兼掌东北军政全权，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为副主任，郑洞国一副之，并策定扭转东北战场之战局方案如下：
　　第一案：全盘战略方针不变，东北战场仍采战略守势，为缩短战线、厚积兵力、再断然主动放弃部份土地，而以沈阳为顶点，确实掌握辽西及辽南两走廊，辽西确保北宁路以及东地区，辽南确保沈阳至营口段之中长路及以西地区，彻底集中兵力击灭匪军，并阻止林匪入关，以待关内主战场之决胜。
　　第二案：适应关内外全盘战略之变化，即时调整全盘战略方针(因对四平战斗胜利评估过高)，由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增援东北战场，以突破现况，恢复战场主动，寻匪主力击灭，贯彻规复东北国土之既定国策。
　　计划不尚巧妙及幻想，乃在其可行性，而能彻底付诸实施。就当时全国戡乱战争之情势及东北战场之实际局势，当以第一案为佳，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先立於不败之地；第二案不仅破坏戡乱战争全盘战略，且其可行性极为渺茫。参谋总长陈諴将军，於该年九月一日正式接任东北行辕兼主任，听取该行辕各主管不实之简报後，决心采取第二案。
　　为实施本案，一面抽调关内部队向东北战场增援，一面就地扩编新军。由关内抽调部队方面，勉强(此际关内各战场兵力已到处捉襟见肘)由华东战场抽调第四十九军，但於葫芦岛甫卸舟船，即被投入热辽边区山区中之杨家杖子附近，而遭全军覆灭；原由华北战场，抽调之第五十三军，十月间於西丰、开原地区遭匪军奔袭，亦损失过半。扩建新军方面，仅是将军队原来建制拆开，而增加番号，如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第六军等，而将地方武力行一网打尽地尽编入正规军後，又未能重建新的地方武力，犹如自动拔光正规军羽毛，使正规军飞动不得，及整个战争面均为匪军区部队占领；故扭转东北战场战局，不仅未收其效，且江河日下。
　　西丰、开原之间地区战斗，匪军击破我第五十三军後，乘势对沈阳发动钳形攻势，经华北战场傅作义率暂三军、第九十二军，整编骑兵第四师等，於彰武附近始将林匪击破，使沈阳转危为安。因扭转东北战场战局无望，十月下旬最高统帅避寿於庐山时，经再三考虑後，乃决策「主动放弃永吉、长春、四平、沈阳、将东北战场国军主动转进至辽南锦州、葫芦岛地区，以海上为後方，与华北战场切取连系，彻底集中兵力，阻止林彪匪军入关，及相机歼灭该来犯匪军，待肃清关内匪军後，再举全力进兵关外，歼灭林彪匪军，规复东北国土」。以当时东北战场情势，东北行辕兼主任陈诚将军为顾全大局，亦积极拥护本决策，为实施本决策，於十二月由范汉杰自华东战场青岛率第五十四军，经海运於葫芦岛登陆，并统一指挥锦州之第九十三军、新八军，对大军向该地区转进预作部署。美国魏德迈将军於东北战场考察归来，亦曾向我最高统帅积极建议「暂放弃东北」，旋因东北行辕兼主任陈诚将军因忧国及积劳成疾，请辞东北行辕兼主任职，中央乃特派甫由国外归来之卫立煌继任东北行辕主任。
　　卫立煌其起家於民国二十一年豫、鄂、皖边区(大别山区)国剿匪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匪部时，彼率师背先突入徐匪老巢金家寨，为纪念其功勖，於削平徐匪後将该镇改名为立煌县，因此得名燥一时；抗日战争时，於云南昆明亦曾继任陈诚将军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之职，但自抗日战争胜利後，乃一直闲散在国外，不仅对国内戡乱战争之情势一无所知，而对东北战场实际情势以及当面匪情及我军实际状况等，复一无所知。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彼於二月一日到任，即坚决反对东北撤军之决策，复为盲目反对，及为反对而反对，并非以国家民族为念，或其对扭转东北战局有何「成竹在胸」；缘乃卫立煌於剿匪抗战中，亦曾为国家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并以此而自负，但抗战胜利後中央对卫氏一直未予重用，至临危授命时，当难免有所怨尤；但最重要者乃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完全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其曾私语人曰：「既然决策放弃永吉、长春、四平、沈阳，又何必要我到东北来」。
　　由於卫立煌之公开反对，东北籍人士及民意代表叫嚣喧嚷，以及新闻舆论之攻讦，故东北战场撤军之决策，早经泄露於匪方。正当卫立煌被任命及到任之伊始，林匪对中长路沿线发动先制攻势，而卫立煌将八个军控制於沈阳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各点之守军先後遭匪各个击破，至三月十二日四平复城陷兵亡後，东北战场仅残存长春、沈阳、锦州三点，於赤海中浮沉。林匪於最後攻占四平後，其主力即於四平附近地区整补及准备辽南会战(匪军称辽沈战役)，而我长春两个军及地方团队共约十万人，为匪一个纵队及军区部队围困；最可耻者乃沈阳八个军为匪一个纵队围困，而毫无作为，数十万大军之补给，坐等极其昂贵之空运补给；至於锦州、葫芦岛方面，其当面仅为匪装备寙劣、教养不足之军区部队，但该方面之我军，复为军事、政治、情报等均不出城门，坐等由大後方经葫芦岛送来补给品。以上之情势直至辽南会战开始，勉强可称之为「守株待兔、坐等匪军来攻；击破犯匪」，否则乃由死守到最後守死。
　　战地兵要：锦州夙称关外重镇，明末名将袁崇焕以锦州为关外攻势基地，迭败清兵於辽河流域，巩固边疆，惟袁崇焕与宋朝之岳飞命运相同，其遭奸臣谋害後，使清兵长趋入关。该城乃地处盆地，以其作攻势属地则可，如放弃周边瞰制高地，凭城固守而作消极防御，最後必遭全军覆灭。就战略战术而言，锦州地控山海关(临榆)至沈阳段北宁之咽喉，但该段北宁路已遭匪军截成柔肠寸段，已无咽喉可言。其对匪军而言，因当时之匪军作战，是依面的交通和面的补给(小後方补给制度)，我军即守住锦州，无论在战略战术上均不能对匪军产生任何妨害；但对我军而言，当时之我军系依交通线作战，及采大後方补给制度，匪军如攻陷锦州，乃关上东北战场我军大门，退路遭匪截断。锦州之後方为葫芦岛，但由锦州至锦西间之高桥、塔山为隘路，且为大纵深之丘阜地，日据时期於此各要点筑有永久性工事，我军进入东北後再逐次加强，一般言之，为易守难攻。该地形要点如遭匪军攻占，不仅锦州之後方为匪军截断，我军如由葫芦岛及锦西附近采「直接路线」向锦州增援，极易遭匪军阻援。锦州东方大凌河、小凌河口及其间地区，有良好之滩头，有利於两栖登陆作战，我经由海上向锦州增援之部队，於此地区行两栖登陆作战，可直接围攻锦州之匪军背後，其势将犹如韩战时联军於仁川登陆作战。锦州西方之义县，为锦州通往承德、古北口、北平间之隘路及战略要地，华北战场兵力由北平附近出古北口、经承德、朝阳、义县向锦州增援，为最捷径最佳之间接路线，以义县为支撑则更易实施，并直接围攻锦州匪军之背後。林匪说；「不怕正面敌人多，就怕背後被敌抄」，匪军如攻陷义县，不仅截断我华北、东北两战场之连系，且可确保包围锦州匪军後方(兵力直後方)之安全。
　　沈阳为东北战场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但当时於沈阳以北祗剩长春一点并被彻底围困，政治已不出沈阳城门，鞍山之铁已失，仅存者为抚顺之煤及沈阳兵工厂，除此之外，已无任何战略价值。以重兵死守沈阳，不仅极不合理，且根本违反用兵原则。沈阳至锦州间之地形，新民通往锦州段之北宁路及公路，早遭匪军截成柔肠寸段，铁路以东地区，属辽河平原、沟渠纵横，作战时尚未届封冻季节，不利於重装备之大军运动，铁路以西为绵亘之丘阜地，多横断河流及横走廊、黑山、北镇、沟帮子各附近均为隘路。大军於沈阳附近沿北宁路及其以西北地区南下锦州，除须超越北镇亘其东西之横走廊及断绝地外，尚须首涉巨沭河，再涉柳柯(该河河幅极宽，流向不定，水浅但多淤沙，徒涉困难，两季泛滥，形成绝对障碍)，三涉绕晹河，四涉沙河及八道河，继即面对黑山、北镇之隘路、通过此等隘路後，最後仍须越过大凌河、小凌河，始能抵达锦州。大军投入该地区由北向南作战，不但运动及补给困难，匪军如以小部队配合当地之军区部队及民兵，分散於此广大纵深且地障重重之地带，对我行持久战或作迟滞作战，很轻易即可妨碍或迟滞我大军行动，若遭遇匪军主力包围攻击，极易陷入进退维谷之境。然战场之地形，仅为相对性，而非绝对性，不能因地形而削足适履，使战略战术服从地形。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於色当突破，其大装甲部队通过世人咸认为绝无法通过之阿尔登高地及森林地带，并轻易渡谬斯河。踏平此等地形端在作战前对此有无充分准备，以及通过此等地形在战略上究能产生何种价值，以决定值不值得从此冒险行动。本会战沈阳附近之我军，对该地区作战事前毫无准备，且多年来均驻守於各城镇而作消极防御，早已丧失野战之本能，又大军经该地区向锦州发动攻势，其在战略战术上均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故不值得从事此种冒险，一经陷入进退维谷，将遭全军覆灭之虞，大军作战之成败，对全局将立即产生亟大影响，不可轻率从事或有赌博性之行为，其必胜之算远比必胜信念为重。
　　战争经纬，经为纵的统帅系统，纬为部队间协调连系及协同或联合作战。由於卫立煋之抗命，则经线巳断；部队间各保实力、或采应付主义、或采安抚主义，没有向炮声前进协同精神，没有牺牲自己协助他人达成任务之革命精神，则纬线已乱。战争至经线断、纬线乱，乃如纺织厂，决无法织成美丽纺织品。三军联合作战方面，当时我虽特具有海空军，各方面军至少有陆、空军，但我当时方面军大员，大多不仅缺乏三军联合或协同作战之智识，且亦缺乏此种观念，更不知以我之长击匪之短(当时之匪军尚无海空军)，仅知以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就本会战而言，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具有陆海空三军，林彪匪军强攻锦州时，乃为我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之有利目标区，极易发扬三军统合战力，但我无论在作战计划及军队指挥，始终以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经由海上向锦州增援之部队，仍登基由陆路采直接路线向锦州攻击，从未曾考虑於匪军侧背(大、小凌河口附近)行两栖登陆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