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日据时期为东北第一大都市，其兵工厂屈指全国，当廖耀湘第九兵团率沈阳附近国军主力南进，以第五十三军为基干，另第六军(欠第三旅)，及东北第一、第二纵队等，编组为第八兵团，由原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升任第八兵团司令，守备沈阳，沈阳警备总司令为胡家骥，第五十三军为张学良之东北军系统，原军长为万福麟，後由周福成继任，抗日战争後期，该军在滇缅边境编入卫立煌远征军序列，在此段时间，卫、周二人有一段历史渊源，该军迭经抗日、戡乱战争中之伤亡损失，虽已早失去东北子弟兵之本质，但就其历史渊源，在东北人民之心目中乃未失去此偶像，故以周福成任第八兵团司令，及以第五十三军为基干守备沈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人和」方面已占了优势。奈以「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时至此刻，不仅难以扭转东北危局，自锦州陷匪、廖耀湘第九兵团兵败後，如欲确保沈阳，即华陀、扁鹊再世，亦回天乏术。

　　十月二十七日当廖耀湘第九兵团情况不明，卫立煌为增强防务，电令南进至营口之第五十二军，令该军星夜同师沈阳，并限於三十日前到达，归第八兵团序列，此在用兵上固然是「将乾柴投入烈火」，仅是再赔上一个军而已，且在事实上亦仅为纸上谈兵或望梅止渴而已。二十八日由长春南下之匪军第十二纵队及北满独立第六、第七、第十师，攻陷铁岭後，其先头已窜抵文官屯、东陵等地区，廖耀湘第九兵团突围之零散官兵，亦纷纷入城，民心士气极为敏感而随之成为连锁性反应。下午沈阳外围防线已发生战斗，因防广兵单，旋北侧遭由长春南下匪军之先头部队冲开缺口，由第五十三军赵副军长立即派兵前往堵塞，直至三十日晨，前线虽不断有零星战斗，但市区内秩序尚能维持，唯东北各机关人贝，则纷纷向沈阳警备总司令部要索撤退之机票，至下午三时，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各办公室内，已空无一人，警备总司令至卫立煌官邸请示飞机事宜，适卫立煌等正下楼准备乘车赴机场，胡见状遂即乘车珵随其後，此际东塔机场，已在匪军炮火射程控制之内，飞机不能起降，车驶浑河机场，见仅有运输机廿一架，然欲登机者却达千人以上，且箱笼什物杂陈，争先恐後，大小践踏，秩序异常紊乱；卫立煌见状，立令驾驶改驰北陵机场，冲入北陵机场後，即与该机场地勤人员作耳语，嘱迅调机来此，旋由空军大队长邬钺亲自驾驶一架飞机盘旋而下，著地甫经停定，即由卫立煌副官把守机门，卫立煌、赵家骧、董文琦、高惜冰、王铁汉、王家祯、吴福等几十位军政大员鱼贯登机一飞了之，时机场候机尚有四百余人，祗有翘首望青天，当卫立煌等专机起飞後，浑河机场之运输机相继起飞，八年抗战所欲规复之东北国土，继以数十万大军与共匪於此血战三年之久，主持东北军政大员最後竟一飞了之，其对阵亡之先烈、国家民族、尚在孤守沈阳欣城之官兵，以及後代子孙，不知彼等作如何交代。

　　三十一日林匪第一、第六、第十二纵队，及独立第三、第六、第七、第十师，以及炮兵师等，发起向沈阳市区猛攻，同时展开政治攻势，激战至十一月二日，第五十三军及东北第一、第二纵队等，终为匪统战诱降，我空军因事前应变得宜，迅将档案焚毁，及破坏遗留器材物资後，由空中撤离；防守沈阳南正面浑河一带我第六军(欠第三旅)，继续与匪军战斗至十七时二十分，乃向营口突围，亦即「沈阳日落」；该军突围抵达营口後，原在营口之第五十二军巳转运至葫芦岛，祗见茫茫大海不见船只，乃继转往榆临突围，经秦皇岛转运来台整补，三十八年冬大陆陷匪，台湾亦正风雨飘摇之际，该军遂为确保台湾两大基石之一(南部为第八十军，北部为第六军)。突围与逃命乃完全不同，为了逃命而突围，一遭敌人猛追，必各自争相逃命，立即溃不成军，终将被敌人彻底消灭，真正之突围，乃於状况不得已时，而作勇敢之牺牲，及作光荣战死之决心而突围，亦即「存心时时可死，作战步步求生」，基於此大无畏之牺牲精神和光荣战死之决心而突围，在战史上实鲜有不成功之战例，太公兵法上说：「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敌)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万人弗能待也，万人必死，横行於天下」，第六军於沈阳突围後，横行於数百公里之匪区，最後还能到达台湾，此无他，乃具有必死之革命精神；廖耀湘兵团其当时南距营口，北距沈阳，均为百公里之遥，其突围为何全军尽墨，因廖耀湘「自始至终坚持向营口转进」，其旨乃在「避难」，最後向沈阳突围亦仅为逃命，故此两者之成败，乃由此分野，此亦即所谓「敢死未必死，偷生未必生」。

　　葫芦岛撤军：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廖耀湘第九兵团全军尽墨，林匪即以第一、第六纵队北进沈阳，另以第八、第九纵像分由大虎山、台安、辽中各附近南犯营口，我军为制敌机先，先将营口之第五十二军由海上转运至葫芦岛，该军在我海军舰炮支援下，且战且撤，自二十九五夜开始，先撤退非战斗人员、伤患、车辆，及少数骡马，各战斗部队一面与匪军浴血奋战，一面按计划逐次登轮撤退，三十一日五时许，全军逐次登轮完毕，在海军舰艇掩护下，驶出港口，惟第二师所乘之宜怀轮起火，除甲板上人员得临时弃船复行登岸，一面战斗一面临时另觅小舟外，未及逃出火海者丧身二千余人，十一日一日午後最後一艘运输船抵达葫芦岛，乘小舟之官兵亦於二日抵达。该(二)日亦正「沈阳日落」，林匪乘势正准备倾其全力入关，华北局势紧急，会战亦正风雨即至，当时负责葫芦岛国军指挥之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接奉最高统帅部命令，统一指挥该地区之陆、海、空三军，负责葫芦岛撤军。

　　当时在葫芦岛之陆军，计有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司令部、第六十二军(辖第九十五、第一五七师)、第九十二军(辖第二十一、第五十六、第一四二师)、第五十四军(辖第八、第一九八、第二九一师)、第五十二军(辖第二、第二十五、第二九六师(新编入))、第三十九军(辖第一0三、第一四七师)，总计十四万余人，另军品二万余吨，大军於敌前撤退，实非易事，杜聿明奉命後，召集陆、海、空、勤负责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密商三军联合作战及地面部队撖退事宜，当决定运输方面，由联勤调集停泊於塘沽及秦皇岛海轮二十四艘，青岛海轮六艘、上海海轮十四艘，合计四十四艘，克日葫芦岛待命，另加海军特编混合舰队之运输舰艇，撤退之掩护，陆上掩护，第五十四军在海、空军密接支援下担任掩护，海上运输掩护，由海、空军协同担任，十一月四日，首批船只到达葫芦岛，因平津方面情况紧急，决定先撤运由华北方面抽调之第十七兵团司令部，与第六十二、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於塘沽登岸，参加平津方面作战，其余船只亦陆续到达，至七日撤出七万余人及军品约万吨；此际青岛及上海之船只亦先後到达，继续撤运第三十九、第五十二军，最後撤运掩护部队第五十四军，直驶上海登岸，准备转用於徐、蚌方面，六日夜除掩护部队外，其余部队及军品均已上船，继撤退掩护部队，第五十四军最後一艘船只，於九日夜安全驶离葫芦岛，杜聿明等高级负责人员於所有部队及军品均撤退完毕始登舰，因此各部秩序及纪律均非常良好，此即所谓「将帅无偷生之念，士卒当有敢死之心」。

　　东北战场最初由杜聿明率军经强攻出关始，於葫芦岛经紧急会议後，打下锦州，西攻承德，规复热河，进兵察北，继挥师转北宁路、中长路北进，收复沈阳，攻占四平、长春，直捣哈尔滨，右席卷吉林，左席卷扶余，兵逼齐齐哈尔，於第二次停战令後再规复辽东半岛，雄师耀马鸭绿江畔，但几经变故，及人事沧桑，锦州不守、长春易色、沈阳日落，最後杜聿明临危授命，复於葫芦岛经聚急会议率军撤入关内，但当年所率之雄师，仅剩迭经创伤之第五十二军，同人同地仅不同时遇此两种不同之情景，就杜聿明而言，其感慨何止万千，後人读史至此，亦能无感慨。葫芦岛撤军，诸多史家常喻之为敦克尔克，作者对此实难苟同，因英军之敦克尔克乃丢甲弃盔而逃，我军於葫芦岛为全军撤退，自不可予以相提并论。此次撤军成功之主要因素，乃自戡乱战争以来，我战场第一次出现统一指挥，第一次出现三军联合作战，第一次出现方面大员亲临前线，第一次出现依计划作战；若问戡乱作战为何挫败，由此反面论证必可得一二。

　　经验教训：

　　东北战场最後一役辽南会战，若以此来观察戡乱战争之全貌，实有「见一斑而亲全豹」之弊；但「一叶落而知秋至」，以辽南会战为例而举一反三，戡乱战争为何挫败，亦可知其梗概，且当时我各战场之情势亦概略相同，故就此来总结经验教训，概不致有误。

　　一切操之在我则存：共产匪徒最狠毒之一手，就是控制人民的胃口，以其粮票、布票等，使人民不辨青红皂白，成为有奶就是娘；而美国最狠毒之一手，就是以美援控制弱国的生命，依其财大势大，以美援如鸦片，先使其对方吸上毒瘾，然後以此毒瘾控制对方之生命。八年抗日战争，当时我以东方弱国，抗击东方头等之强国日本军阀，争取最後胜利，世人均讥之为神话，在八年抗战中，我虽没有一切外援，但一切操之在我，全依自力更生，终於打倒日本军阀。我全国军民，於抗日战争中，忍受不可名言的物资缺乏，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夕，实已至民穷财尽，於抗日战争胜利後，忍受不了美援的诱惑，并误视其为「雪中送炭」，欣然接纳，殊不知此美援犹胜过鸦片；一经吸上毒瘾，则一切操之在人，操之在人则亡。故戡乱战争尚未开始，即被美援染上严重之毒瘾，以停止美援强迫我和共匪和谈，并於我军专行动决定性之关键，以美援为撤手，强迫我先後下达三次停战令，东北战场失败之根本，即为第二次停战令；另以美援强迫我国军裁编，军改为整编师，师裁撤一个团，改为整编旅，除裁撤三分之一以上番号与兵力及打破我军团队精神外，最狠毒之一手，乃为强迫我「政治」退出军中，此不仅是解除我军精神武装，且使我军民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相反的，匪军则以「政治挂帅」，及无限制裹胁民众，无限制扩军，美国於调处中合作「掩耳盗铃」。待我军事已处於极端不利，民心土气业经痪散之际，亦部美国调处终止之时，再来一个落阱下石，停止一切美援，最後於我辽南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均相继失败，整个大局之败局已定，再以「白皮书」对我想来个「赶尽杀绝」；此不仅我中华民国於抗战胜利後误上「美援之贼船」，遭此破国之痛，越南、高棉遭亡国之痛，世人均知乃是受美援之祸，若非民国五十四年美国宣布对我停止经援，恐时至今日我仍仰美国之鼻息，又何来今日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又若非长中美共同防卫条约束缚，就事论事，我早超越台湾海峡，踏上大陆国土。满清未季当我民族吸染英国鸦片之毒瘾，欲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乃必先根绝烟毒，今日欲中兴复国，则必须喝下最後一剂苦药，彻底根除美援之毒瘾，将国家政治、经济、国防、社会、心理等均建设起来，一切操之在我则存。

　　永勿忘精神与智能之真理：法国福煦元帅在其战争内说：「一八七0年普法战争，法军之溃败，乃由於忘记最平凡的精神力和智能之真理」，我戡乱战争之挫败，及本书以前各章所论及，和本款以後所论及，莫不由於忘记最平凡的精神力和智能之真理所致，而万流乃源於一本。国父说：「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券及担保也」、「精神诸力，实得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又说：「我们被满清征服了以後，四万万人都是在睡觉，不但道德睡觉了，智能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能也应该唤醒他」。

　　抗日战争胜利，为世人讥为东亚病夫之弱国，一跃而成为上界五强之一，而一步登天，祗顾虚荣，不问实质，其後果乃因福得祸，使抗战之精神遂随胜利而涣散，以胜利之姿态争相接收，祗管升官发财，作威作福，根本忘记在日本军阀八年铁蹄蹂躏下的民众疾苦，如何去安抚流亡，协助其重建家园，如何去复兴农村，恢复社会秩序，如何去实践三民主义，使全民共享胜利之果实，如何将国家迅速建设起来，能名符其实成为五强之一，此等问题恰为我当时接收人员将其置诸脑後，而共匪乃大肆宣传我各方面接受大员为「五子登科」，在共匪恶毒宣传下，匪又乘机高唱「分田、穷人翻身」等口号，及以「小米加步枪」为号召，由於民心之向背，精神遂之痪散。

　　次为接受美国调处与共匪和谈，抗日战争由於民族意识所产生之精神已不复存在，在此和谈之乌云掩口下，我一切政治主张及宣传均失去主题，复无为全民所关心之实质政治绩效可昭示於全国，因此，全国国民对战争目的不明，政治意识模糊不清，敌友难辨，而共匪及国际与共匪同路人，国内为共匪所利用之在野党派和标榜中立人士等，对政府无所不加恶毒侮蔑和攻讦，以及共匪职业学生到处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之游行示威，致全国民心瘫痪，今日之士气须植基於民心之中，因此士气亦随之瓦解。

　　再次为除前节所述美国以美援强迫我政治退出军中，解除我精神武装外，乃我为美援之物质所迷惑而走上歧途；自恃美式备优势而唯力是视，而忘记国父所说「物资能力，仅得其一」，当时就会夸下海口「祗要大军一动，在三至五个月之内，即可彻底削平匪祸」，於实战中经接连之失利，损兵折将，又完全丧失信心，由轻视匪军而转变为畏惧匪军，土气亦随之直线下降，军队之士气乃为精神之代表。由於革命精神之丧失，见怪不怪之事亦均层出不穷，例如：方面军人员以及地方高级党、政大员，永远是坐镇或迷恋於後方几个大城市，而养尊处优，各战区、各部队互不协调，互不呼应，互不策应，见友军危急而不挺身赴难，各保实力，隔岸观火，对上级命令不是公然抗命，就是敷衍或阳奉阴违，一切上级均成为包办；下级亦成为算盘珠，不拨不动，以及如何谎报战果、谎报匪情，反视为能事，始创获得补给及补充，许视有无神通广大之本领；以上种种乃均为史实，於辽南会战之史实中即可概见一般。於戡乱战争中亦不乏「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仁人志士，创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迹，而使我革命先烈之革命精神，得以一脉相传於我台澎金马复兴基地，而我扬光大，如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之於孟良崮、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之於开封、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及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之於宜川瓦子街、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鏖之於易县、郭景云之於新保安，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之於辗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之於陈官庄，以及太原五百完人等，均永远活在我中华民族心坎中，求仁得仁，留芳千古。

　　战争当以武力战为代表，在武力战中不可唯力是视，而全凭斗力。楚汉之争，刘邦曾对项羽说：「舍宁斗志而不斗力」，所谓「以一当百」、「以寡击众」、「以弱敌强」，此不是全凭斗力，而主在斗智，若全凭斗力，就科学上一加一祗能等於二而言，则一不能当百，寡不能敌众，弱不能敌强，然在战史上其所以「一可当百」、「寡可击众」、「弱可敌强」者，乃全为斗智之工夫，所谓战略战术，说穿了就是斗智。戡乱战争我军之挫败，并非我军「力」不如匪，更非败於斗力方面，乃完全败於匪军的阴谋诡计，是凡亲身参与戡乱战争者，对此必一致肯认；以越战为例，美国出动陆海空军五十几万精锐，飞机遮日，舰满海洋，除核子武器外，其余所有最新式武器均统统出笼，但为何竟被几个饿得要死之越共打得焦头烂额，最後仅落得个不光荣撤退，美军此绝非败於斗力，而在败於斗智，乃智不如人。

　　在戡乱战争中我为何忘记智能之真理，此首为轻视匪军，咸认为匪军乃是一群草莽、土匪，最多也是一群老粗，根本不懂什糜战略战术，而忘记匪军具有三十年的实战经验，每战又必彻底的总结其经验教训，此即所谓「经过千年山洞中煎熬，虽不成圣果，也成妖精」，匪军即为此种妖精，亦即所谓「盗亦有道」。

　　次为我军之智能通常是被动的由上而下，一般自负心为「官愈大，学问愈大；升了官其学问也升了，及司令部愈高，学问也就愈高」，不了解个人的智慧永远是有限，不相信「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喜欢个人单打独斗，及闭门造车，或仅凭个人之直觉，而刚愎自用；匪军恰与我完全相反，其智能通常是主动由下而上，每一战役或战斗，由其最基层之班或小组先提供意见或方法，逐级向上反映及逐级再补充提供，最後由其最高阶层作成总结，交由其下级去实施，此即共匪其所谓「由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实践」；共匪其所标榜的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其强调的是「唯有大众之智慧，才是无穷无尽」，其提倡的是「依据大众环境、经验，及大众的智慧，不断的表演各式各样和多彩多姿的大众战术」，因此匪军的各种阴谋诡计，随之乃层出不穷，越共亦师其衣钵。革命者是永不承认有无法打倒之敌人，敢於打倒敌人，敢於取得胜利，但必须有打倒敌人之方法，保证一定能打倒敌人，一定能取得胜利，此打倒敌人之方法，乃就是最平凡的智能，在抗日战争中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今日的口号应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所谓「众志成城」，而「众智必成」。

　　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共产匪徒之人民战争，乃系窃取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民战争」之理论，因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永远是人，而将人的思想予以毒化，即其所谓人民战争，马克思说：「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国家，不可墨守传统的作战法则，必须以全国国民武装，而行集体反抗」，此即为克劳塞维茨国民战争理论「唯有全民众力量，始足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所谓「以敌为师」，其本旨乃在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毛匪其所谓人民战争匪其所为人民战争，另一为「走群众路线」，毛匪在「国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务」一文内说：「挽救这危机唯一的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目的」。二为「武装斗争」，亦即其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匪在武装斗争里说：「孙中山先生说：今後之革命，非以战为师，否则断无成就。」；这也是抛弃我国民革命的战争本实，窃取战争力手段。在戡乱战争中，毛匪不仅窃取我国民革命的方法和战争的手段，还窃取了国父四十年经验及我八年抗战经验，再「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来击败我们；而我们不仅在整个戡乱战争中都在睡觉，直到今天恐怕还有人在睡，对毛匪此凶狠毒恶之阴谋尚未发现。简单说来，戡乱战争中，共匪是窃用我对日本军阀的战争方法和手段来对我进行战争，而我恰抄袭日本军阀对我的战争方法和手段对匪进行战争，胜败乃由此而定，兹再扼举要例如次，期能借以惊醒梦中人。

　　全民战争方面：抗日战争，乃我「国民革命」延续。人无分男女老幼，以全民众之力量，来抗击日本军阀之单纯军事力量；戡乱战争，我「国民革命」都在睡觉，共匪则以「人民战争」，无限制欺骗利诱、屠杀恐怖裹胁民众，抗击我单纯的政府和军队力量。

　　全面战争方面：抗日战争，日本军阀汝恃其装备优势，沿我主要交通线行长驱直入进攻，我军则避其锋芒，让开大道，占领两厢，放弃重要城镇，占领次要城镇和广大乡村，「地无分东西南北」，行全面抗战。戡乱战争，我军依恃装备优势，沿主要交通线行长驱直入之进攻，匪军则避我锋芒，让大道，占领两厢，放弃重要城镇，次要城镇和广大乡村则行面的占领，以乡村包围城市，战争的全貌，乃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後方之分。

　　战略持久和速决方面：抗日战争，日本军阀采战略速决，其会夸下海口，以三至五个师团兵力，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我军则采战略持久，以空间换取时间，否定日本军阀战略速决；戡乱战争，我采战略速决，当时我亦曾夸下海口，祗要大军一动，在三至五个月之内，即可彻底消灭共匪，而匪军则采战略持久，否定我战略速决，依其「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到「战略进攻」三部曲，走完其叛乱战争全过程。

　　决战方面：抗日战争，日本军阀因采战略速决，企图寻求我主力决战，但到处均以兵力换取我空城，我军因采战略持久，与敌进行有利之决战，不利之决战坚决避免，未至战争最後决胜阶段，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淞沪会战看准风头，适可而止，主动转进，首都南京及徐州、武汉重镇主动放弃，保存主力，直至最後日本军阀败局已定，我军於滇缅边境反攻开始，始与日本军阀睹总成总败之决战；戡乱战争，我军因采战略速决，企图寻求匪军主力决战，但到处一拳打下去都是风，匪军采战略持久，与我进行有利之决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我军，不利之决战根本避免，以空城换取我兵力，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沈阳、长春、张垣，以及其巢穴延安亦均主动放弃，以保存主力，直至戡乱战争我败局已定，於辽南会战开始，始与我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接看便是平津会战、徐蚌会战。

　　彻底集中兵力方面：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训练等处於劣势，祗有在兵力上造成优势，故每战通常彻底集中几个军兵力，打日本军阀一个师团，亦即每战在乓力上对敌造成五至十倍的优势；戡乱战争，匪军因装备训练处於劣势，而在兵力上造成优势，实施「以大吃小」，毛匪在其十大军事原则内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造成四至六倍以上之优势」，实际常达十倍以上之优势，此即通常所称匪军之「人海战术」；实际此战术并非匪军所发明，仅为窃用抗日战争中我军之战法而已，在全民战争中，以全民行集体反抗，亦为必然之结果。

　　後退包围歼灭方面：前进包围歼灭，必须装备及军队之速度远优於敌人，否则乃为可期而不可求之事。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处於绝对劣势，两腿敌不过车辆四轮，故对日本军阀通常采後退包围歼灭，如台儿庄会战，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桂柳会战等；戡胤战争，匪军亦因装备处於劣势，且便於其兵力集中，及得民众条件与地形之利，对我军通常采後退包围歼灭，即匪军所谓「撇开双手，诱敌深入，彻底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以及匪军所谓「口袋战术」。

　　夜暗及特种天候地形作战方面：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火力、空军等均处於绝对劣势，军队运动及作战，为百分之一自於夜暗进行，并选择恶劣天候、地形状况下与日军决战，以及广泛的实施交通破坏战；戡乱战争，我军处於装备优势，且因由轻视匪军而转变为畏惧匪军，故无论军队运动及战斗均在白画，通例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一入夜暗除非为被动应战，否则完全进入静止状态，而军队无论是运动或作战，习惯是走大路不敢走小路，但在共匪广泛而又彻底的交通破坏战下，又到处是寸步难行；匪军装备、火力均处於劣势，根本即无海、空军，且轻装便於运动，故其军队运动、作战，百分之百均在夜暗，除非为扩张战果或看破最有利之战机(如伏击战)可能为例外，并选择或诱致我军於恶劣天候、地形状况下作战，特别是利用夜暗及山区之掩蔽，秘密运动其兵力，突然於我军侧背和後方出现强大兵力，使我尚未见到结果之前便已知战败，辽南会战林匪对我廖耀湘第九兵团作战即为一例。

　　总结说来，戡乱战争，我军自恃为五强之一，且因美援装备之优势，抛弃了抗日战争中的一切，而采用日本军阀在抗日战争中经失败之方法对匪从事战争，此诚如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三讲内所说：即「有一个码头苦力，原靠一枝竹贡和两条绳子过活，後来以积蓄的十几块钱实了一张吕宋彩券，收藏在竹贡内，至开奖时一见号单，果然中了头彩，可发十万元大财，今後再也不要靠竹贡和绳子过活，因此一高兴把手中的竹贡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也就一切都完了」。这竹贡和绳子乃我在抗日战争中打倒日本军阀的工具和方法，吕宋彩券的中奖乃抗日战争胜利和接受美援，因这彩券还藏在竹贡内，一高兴把竹贡和绳子都投入海中，不仅抗日胜利的果实和美援都沉入海底，而往日靠以过活的竹贡和绳子也没有了。可是这竹贡恰被共匪检去，以我在抗日战争中打倒日军的方法对我从事战争，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在战争中因战胜而兴奋或自大，其战胜之经验教训，在战胜者通常最易忽视或忘记，但旁观者清，故此战胜之经验教训通常为他人或被新敌人而加以利用；相反的，战败者所遭受之痛苦最深，战败所得之经验教训，其即象最为深刻，若能据此而卧薪尝胆，则失败为成功之母。

　　欲制其人必反其道欲制其人，必反其道，此决非研究对策，因对策乃为「兵来将挡，水来土堰」之消极被动，一切主动均操之在敌，一切有效之对策亦将均成为无效；在戡乱战争中我一切均为研究对策，但没有一个对策是成为有效，其理在此。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以人类(敌人)的弱点为前提」，故欲制其人，必反其道，乃是找到敌人「阿契勒斯的足踝」致命弱点，主动的予其致命之一击，即可轻易的使粕颔命。共匪的一切邪恶渊薮，均在其所谓「人民战争」；其「人民战争」，乃窃取我国民革命之方法，此方法即为「以全民众之力量，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此力量确可使「高山点头，流水让路」；而抛弃我国民革命之本实，此乃为其「阿契勒斯的足踝」致命弱点；毛匪人民战争的基本论点，乃为「突出的政治」、「走群众路线」、「武装斗争」，其「突出之政治」，也就是在共产主义下所施行之暴政，此暴政乃为其人民战争之本实，其所以「批孔扬秦」，因为其人民战争之本实。国民革命之本实，乃如国父所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国父所说这个道统，就是皆以仁为本，全部三民主义，无一字一句而不是「以仁为己任」，国父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动机在救人，其本务在行仁，其方法在唤起民众，以全民众之力量，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毛匪人民战争之本质如再略详为说明，乃系遵循列宁之教条「为了革命，不惜采任何手段，也不妨杀死人类一半」、「奴隶必有主人，我们便是主人」，再加上毛匪疯狂、仇恨、自私、残暴、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的毛泽东思想，而总其大成，在共匪人民民主专政之暴政下，乃共产党徒为主人，人民为奴隶，共产党徒为刀俎，人民为鱼肉。故欲消灭共匪，必须以我国民革命，覆灭共匪人民战争，在此整个练条中最重要之环节，乃在以仁制暴，亦即以仁胜不仁；孟子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此即「欲制其人，必反其道」；孟子又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毛匪死後尚尸骨未寒，毛妻江青被捕入狱，毛侄毛远新被杀，此乃「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之明证，今日匪区高唱「政治学台北」，乃为其人民战争已亮起红灯。

　　因此，我反共复国战争，在战争方面要「藐视共匪」，因以至仁伐匪之至暴，乃稳操必胜之算，故要敢於打共匪，敢於取得胜利；但在战略方面要「重视共匪」，亦即在「群众战」和「武装斗争」方面，保证确有方法、有能力一定能打倒共匪，一定能取得胜利。有关「武装斗争」，就其狭意言也就是「武力战」，留待以後各节内再予记述，关於「群众战」其范围至广且最为重要，包括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领导民众对敌展开斗争，以及统一战线等等，於此实难尽书，仅能就其中几个关键性问题加以记述。

　　首为民众领导统御问题，这个问题如不注意，所谓「唤起民众」，民众真正起来以後，又害怕民众，且会怕得要死，犹如叶公好龙，真龙果然出现，结果反被真龙吓死；如何领导统御民众，乃带民如带兵，必须恩威并济，有威无恩则民不服，有恩无威则民不可用，孙子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又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豁，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故民众之领导统御，若有恩而无威，则民众将成为「骄子」，不是成为不可用，就是将成为法国革命时之暴民政治，亦即今日「民主」必须紧随「法治」之理；共匪裹胁民众，其「欺骗、利诱」乃示之以恩，「屠杀、恐怖」乃示之以威，虽其手段不同，但与恩威并济之理仍相通。次为民性似水性，堵塞将泛滥成灾，疏导可收百益，昔启治水，筑堤防水，水患益深，至其子禹治水，疏九洲导水大海，不但治平水患，且收沿岸灌溉等百利；全民关心国事，这是一件好事，代表看已唤起民众，民众的意见，对的立即照办或改革，不对的要耐烦的反复加以说服，特别的是要人尽其才，一切意见和一切力量，均将其疏导而纳入正流。

　　再次为「民众如水，政府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亦为敌我在群众战中最吃力之一环；其根本乃为「国民革命」必须建立在全民自愿支持上面；领导国民革命，须如国父所说：「今日之革命，立於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心者为民众之利益，所发抒者为民众之情感」。

　　最後总结的说来，反攻复国战争，必须唤醒国民革命，以我至仁的、至正的，及代表全民众利益的国民革命，伐共匪至暴的、至邪的，及祗承认一个阶级利益的「人民战争」，在战术上藐视共匪，在战略上重视共匪，保证一定能打倒共匪，一定能取得胜利。

　　没有战线的战争：无论是国民革命，或共匪其所谓人民战争，战争之方法均为全民参战，由於全民参战之结果，其武装斗争趋於无限，乃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形成「无人不战、无地不战、无时不战、无事不战」，战争的全貌，是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後方，成为没有战线的战争。在我戡乱战争中以及越战，就从来没有一个「绵长连接不断的战线和正面」，也没有「敌我双方行面对面的攻防进退」的正面作战，在战场或在敌我的态势图上，祗有「红、蓝」两色的大块和小块，或是红圈和蓝圈，且敌我相互交错其中，作战乃是如同在下围棋，敌我双方在这整个棋盘上，乃是落子、部局、包围、做眼、叫吃，战场上动的一面，也祗见到运动和歼灭，此种新型战争，在戡乱中之我军及越战中之美军，事先无论在观念、心理，和部队训练都无此准备，故一临战场，不久无论在心理和物理方面均丧失平衡，由攻势转为守势，在守势作战中，确保心理和物理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四周防御，因此由守势遂转为纯消极防御。在此新型战争情势下，首为「攻势作战」与兴「守势作战」，已无俨然之区分，乃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相互渗透，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先总裁蒋公之「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军事思想，乃纯系基於戡乱战争之经验教训而产生，所谓「边边可自保，面面可制敌，各角互犄合击」，其原理即为「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相互渗透，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唯有如此在新型战争中，始是永保「心理」和「物理」之平衡，使一切战力始能充分发挥；亦唯有「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始是永保战场之「主动」和「行动自由」，於作战中祗要能将主动和行动自由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则必可战胜，无奈我国军各级干部对此一军事思想被科学引入歧途，不是在纸上画三角彩，成为纸上谈兵，就是将部队於实地上硬性部成三角形，而作机械式运用，如此使其精神於其躯壳中蝉脱，军事上之活的原理，亦成为科学上死的公式。如何去正确的了解和运用「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军事思想，实亦仅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欲加以阐述，亦祗有置身於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如何使「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去加以了解和运用。

　　次为军队指挥问题，问题之一，乃在此攻防追退混然一体之作战方式下，高级指挥官必须亲随部队行动及亲临前线指挥，始能把握战场瞬息千变万化之状况及瞬息即逝之战机，适时、适地、适切解决「打」兴「走」、「追」和「退」之问题，在戡乱战争中共匪之「五虎将」林彪、陈毅、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等，无一不是亲随匪部行动，及亲临前线指挥，直至窃取大陆为止，而当时我各方面军大员，是永远坐镇於徐州、北平、西安、沈阳等几个大城市之内，於共匪攻陷这几个大城市之前，从未出这几个大城市之城门一步，仅傅作义可能是一个例外。後令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奈为时已晚；问题之二，乃在此攻防追退混然一体之作战力式下，通常是由前向後指挥，正如炮兵前进观测员「有的放矢」由前向後要求射击，非为炮兵连连长於後方「无的放矢」下命令射击，此种由前向後指挥，一方面前方之下级一见有歼敌之好机，立即向上级要求，上级是随说随到，因情报来得及时准确，只要出兵必获全胜，另一方面因高级指挥官亲临前线，随时掌握战场最新之状况，其所下达「攻、防、追、退」之命令乃是由前线向後方下达；简单的说；由前向後指挥乃「跟我来」，由後向前指挥乃「向前推」，此为「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与「被动性、消极性、落伍性」之分野；戡乱战争中之匪军及越战中之越共，通常系采由前向後指挥，相反的，我军及越战中之美军则仍固守由後向前指挥之传统，但以阿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则采「跟我来」之由前向後指挥，第四次以阿战争以色列军队如邓艾渡阴平东渡苏伊士运河，奇袭埃及军之背後时，其国防部长戴阳身先士卒渡过该河，其精神深值我高级将领所效法。